中國社會科學院汪潤：譜牒研究出現“文化轉向”

編者按：本文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社會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員汪潤先生，原文發(fā)表于2016年3月21日出版的第929期《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簡介

汪潤，男，滿族，北京市人，1980年出生。先后從廈門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獲史學碩士、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助理研究員，專業(yè)為明清史、社會史。汪潤曾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與韓國高等教育財團協議赴首爾大學?？麻w研修，研修的課題名稱為“家族印記的流傳：在韓國的明清家族史料”，為期1年。汪潤曾與著名學者定宜莊女士聯合主編了《口述史讀本》，該書精選國內外有關文章近20篇，旨在盡可能系統(tǒng)和全面地向讀者展現口述歷史這一學科的發(fā)展過程、基本理論和學術規(guī)范。該書特別注意收集國內國外題材與風格各異的口述史經典研究范例，以及研究者的經驗體會，展現口述史實踐中諸多關鍵環(huán)節(jié)的操作過程、注意事項，以期為初涉口述歷史的讀者了解口述史學科和從事口述史實踐，提供某些有意義的借鑒。汪潤主編的《口述史讀本》自出版以來，深受讀者喜愛，在當當網等知名圖書平臺銷量頗豐。

前言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西方史學界興起的“新文化史”在研究視角上對社會史產生較大沖擊。受其影響，社會史研究在對象選擇和方法解讀方面出現新變化，社會結構背后的文化內涵、象征意義以及文化建構的過程成為研究主題。換言之，如同新文化史一樣，社會史正在經歷“文化轉向”。從國內社會史研究現狀來看，宗族研究是古代社會史特別是明清社會史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近十余年來，由于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引入，從墓祭和祠祭等儀式來探討家族與地方社會的互動形態(tài)，逐漸取代以往主要關注族譜、祠堂、族產等宗族設施和社會形態(tài)性質，并越來越傾向于探討家族背后的文化建構與想象的聯合體。在宗族研究出現“文化轉向”的趨勢下，對以族譜、碑譜為主要載體的譜牒的研究，越來越關注其背后的文化生產與建構過程。

宋代修譜模式成型

在中國宗族史上，譜系對家族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歷代都有專門的譜牒學。從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銘文到漢代以降的碑譜，廣義上說都是不同的譜牒形式。宋代以后，新修族譜多以歐陽修、蘇洵的族譜序為標榜，族譜序跋逐漸模式化。明代初期，家族組織逐步制度化，多以朱熹《家禮》為理論依據，朱熹的影響從福建擴大到中國內陸地區(qū)。

從宋代至明清，族譜序的文體建構逐漸完善統(tǒng)一，開頭套語多是統(tǒng)論修譜的功能，然后介紹家族起源與支派。明清族譜也多將建譜的形制與功能追溯到歐陽修。他強調譜牒的功能是明世系、合宗族，這一點為明清族譜碑刻等廣泛繼承，成為修譜的首要目的。在《羅氏族譜序》中，歐陽修開宗明義地寫道：“譜牒之作何為也？所以別親疏，明世系，正根本也。嘗觀太史公自敘家世，更歷虞、夏、商、周、秦、漢，上下數千年，受姓別氏，至詳至實”，“然譜貴詳實，不詳實則誣，誣則不孝，反不若無譜之為愈也?！彼磸蛷娬{世系詳實的重要性，既要包括時間的連續(xù)性，又要有長幼尊卑的序列。世系直接關乎儒家的孝道原則，他在《文忠公譜圖序》中認為：“然傳于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為吏，以學立身?！睔W陽修之所以著重登科與入仕的作用，也是在提倡儒家的倫理道德。

蘇洵在《老泉祖族譜引》中也寫出了儒家的孝悌觀念，“觀吾之《譜》者，孝弟（同悌——引者注）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緦麻，而至于無服”，“喜不慶，憂不吊，則途人也。” 這段話指出親屬與五服的關系，族譜的意義就是明支派，而后親屬的關系網絡方能穩(wěn)定。親屬關系網絡需要儀式來維持，故有婚喪嫁娶等不同的人生禮儀。家族活動可以拉近人際關系，有助于家族的維系。

朱熹繼承歐陽修和蘇洵的譜牒觀點，他在《胡氏族譜原序》中寫道：“譜，古所重也。蘇、歐繼作，譜之典益著。是典也，將以明本源，序尊卑，別親疏，辨異同也”，“志蘇、歐之志，法蘇、歐之法，其亦今日之蘇、歐者?！笨梢詳嘌?，在朱熹生活的時代，名門望族在修補族譜時，已經遵循歐陽修和蘇洵的體例。朱熹又在《鄧氏族譜原敘》、《暨陽濂溪周氏世譜序》等族譜序中多有類似表述，例如，“夫譜為何而作也？孝子順孫紀祖功宗德、垂統(tǒng)傳緒。族屬雖疏遠，實錄其源流，使后世知為一本”，“夫譜何為而作也？所以明氏族，別系緒，俾昭穆相承、親疏有敘而作也?！睆拇?，這種寫法幾乎成為族譜開頭的固定套語。

經過歐陽修、蘇洵、朱熹等人的反復闡述與實踐，世人對族譜的結構、功能有了共識。族譜開篇的序言往往使用相似的套語，以說明修譜的宗旨符合儒家觀念。

元明時期族譜模式漸臻完善

歐陽修、朱熹等人不斷強調編修族譜的重要性，并確定了族譜的功能與結構，使得儒家倫理成為族譜書寫過程中的核心觀念。元代王行簡在《束氏族譜序》中寫道：“族之有譜，其來尚矣……近世蘇明允（蘇洵，字明允——引者注）譜、歐陽公譜圖、游默齋（游九言，號默齋——引者注）世譜，皆論撰先世之美，以明著后世者，良有以也”，直接寫出了族譜形制的源流，說明歐陽修、蘇洵所做族譜已經成為一時的典范。元人楊維楨《邊氏宗譜敘》寫道：“夫家譜之設，即古大宗小宗之法，所以序天倫、別親疏、敦禮教者”，也是強調族譜的功能與宗法制度是一致的，說明宋代奠定的族譜序模式已被元人接受。

明代族譜序中，宗法制度、儒家倫理已經成為經常重復的套語。明代大儒宋濂更加強調族譜的功能與意義以及歐陽修、蘇洵的創(chuàng)造性，他在《桃溪楊氏宗譜序》中認為：“國有史，家有譜。史者，載治亂、志安危，歷朝之大帳簿也。譜者，溯本原、詳支派，一族之大帳簿也”，“有宋歐陽文忠公修、蘇明允先生洵，創(chuàng)造譜系以聯屬之，探本窮源、敦宗睦族之道，于斯而寄?！边@段話首先把家譜與國史等量齊觀，從而強調家譜的重要。其次，明確了譜的作用是溯本原、詳支派。最后，簡述了宗法問題在歐陽修和蘇洵那里得到了繼承和發(fā)展。方孝孺所撰《重修范氏族譜序》也持類似觀點：“夫族之有譜所從來矣，其義與國史、玉牒并重，雖纖洪廣狹不一，要以征往而鑒來均也?！鳖愃频睦舆€有很多?？梢钥闯?，明代修族譜時，一方面，大多強調明世系合族的功能，秉承歐陽修、蘇洵和朱熹等對儒家思想的理解。另一方面，將家史與國史類比，提高了族譜的象征意義。當然，也有些族譜直接記述始遷祖的行為事跡，沒有采用修譜常用的套語。在繼承宋人族譜規(guī)范的前提下，明代加強了族譜序開篇套語的解釋力度和范圍。

清代譜牒套語簡化

清代譜序套語則明顯簡化，多使用“從來根之深者葉自茂，源之遠者流自長”，“人生之有祖宗，猶木之有根本，根深則本厚，本厚則枝榮”之類措辭。此外，以“家之有乘，猶國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國有史，家有譜”等開篇者也比較多。使用套語的序數量雖多，但所占篇幅多為一兩句而已。這種開篇套語基本可以視為一種不再討論的前提，可以經常使用。這本身就是儒家文化不斷深入人心然后內化為習慣的表現，自然很少有族譜編纂者對這一宗法制度做過多的討論。

當這種套語成為一種文體結構被廣泛使用時，類似的體裁形式自然會出現相同的套語使用情況。例如，在家族墳地上的碑譜，從廣義上說也是一種家族譜系，但是由于材質不同，常用的套語相對于族譜序而言更為簡略。乾隆十六年（1751）北京的《王氏世譜碑》云：“從來源之遠者流必長，根之深者末自茂。此固理所必然，而亦勢所不得不然者也。因筆之譜，勒於石，以志不紊云。”措辭十分簡短，寫作格式與族譜類似。從此可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通過追述祖先世代以明系譜，乃是理所當然。又如，道光十一年（1831）《劉氏先塋碑》寫道：“從來戶大者必分宗，承先者宜繼后。水源木本之思，不勝有懷始思初之感?！钡拦狻稐钍舷葔L碑》云：“嘗聞：源遠者流長，水源可溯；根深者葉茂，木本堪尋。今之建塋于斯也，豈可茍焉而已哉！于是探本尋源，敬志所考。”此碑記述了其家從遷入、占籍、建塋，到后來數次遷塋的情況。所述譜系，大體是從遠祖到四代孫建祖塋，經六七代人完成了從定居到擁有戶籍，再到建碑于墓的過程。

立碑譜的時間在邏輯上應該早于修族譜的時間，因此在族譜的具體編纂過程中，大多會借鑒碑譜資料。在碑譜撰寫的過程中，也必然受到同時代族譜的文體影響。所以，明清時期的家族碑刻資料，同樣使用宗法制度方面的一些套語或表述方式。

加強譜牒套語研究

以新文化史的視角來看，譜牒不僅是一種史料記載，而且是一種家族與儒家文化的共同建構。家族建構既是實在的組織建設過程，也是傳統(tǒng)文化不斷被利用與再生產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儒家的宗法制度以及朱熹等人的家族建構設想成為最實用、最直接的資源。如果說宋明對宗法與家族建設在族譜序的討論還相對較多，那么清代大部分族譜序只是在使用儒家的套語。這表明儒家文化內化為一種寫作方式，以套語的表述形式被認可和使用，這是文化表述的維系與再創(chuàng)造。

碑譜等相類似的文體，雖然材質不同，但也同樣使用相似的套語，這說明寫作和套語的使用方式在當時社會環(huán)境下具有活力。套語本身可能是一個比較“虛”的詞句，但其背后的文化社會環(huán)境卻是實實在在的，顯示了明清時期家族建設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需要。在以往的社會史研究中，套語是一種“隱性”的存在，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新文化史視野下，套語則成為新的關注對象，其背后的文化內涵逐漸得到彰顯。從文化層面分析家族社會的運行機制，有助于宗族史和譜牒研究的擴展與深化。